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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8期
作者:佚名 日期:2012年03月16日 来源:本站原创  【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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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之乐语——和谐共进

利盈彩票娱乐平台  主办    2012年3月16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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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朋友买助动车,他发动了几辆车,让我听听哪辆车的马达声最轻。站在一旁的车行老板说:“看来是行家。”

声音轻的,便是好的,在许多地方,都是一种标准。

电脑,不懂其中复杂的配置,那无妨。就听听电脑运行时的声音吧,悄无声息的,总是好的。还有键盘,击打时“啪啪”作响的,那是大路货,而击打时感觉有弹性,且只发出轻微声音的,定是一块好键盘。在市场上,有一款电源,要价500多元,我问为何要价如此高?老板说:“这款电源装在你的机子上,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还是声音。

一个城市的环境如何,声音的指标十分重要。一个风景点如果能做到万籁俱寂,那便成了神仙的去处了。

那么人呢?其实也是。

一个人悄无声息地活着,我会认为他是一个有操行的人。一个人如果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旁若无人,那绝对是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情。

在美国打工的堂哥说,他在美国机场候机室里要找到中国人很容易,哪个地方的声音最响,哪儿就是中国人。堂哥说这番话的时候,我感到惭愧。因为我们把自己最不文明的一面赤裸裸暴露在了别人面前。 

保持谦恭

移动公司大厅,一个人指点着一位容貌姣好的工作人员大骂。听了一会,明白了,是因为他昨天刚充了100元话费,今天就没了。

这是只有上帝才知道的事情。穿着蓝制服的小姐应该生气,但她却是谦恭的,站在那里,微笑。

我反对把“微笑服务”无限升级到“跪式服务”,只要谦恭的微笑就足够了。这已是最好的回答了,或者说是最好的“对骂”了。不知那个人有没有脸红,我是为他感到脸红了。

谦恭是一种武器,是可以感化人的。当一个人不被谦恭感染,那就危险了。

一个大作家,全国有名。我向他约稿,我称他老师,他也称我老师,我握着电话筒一句话也说不上来。这太突然,他长我几十岁,我说这样称我万万不可。

后来,我知道什么叫做谦恭,而且大凡有道行的大作家,其声望与谦恭是成比例的。

巴金如是。巴金的《随想录》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谦恭之集大成者。没有谦恭,就没有忏悔,也没有对灵魂的深层次的思考。如此厚重的文字,如果没有谦恭为底料,书如何写得出来?

能谦恭者是有福的。而能有这样一种制度,逼迫自己在顾客面前保持谦恭,应该是幸运的。人世间有许多张扬的理由,所以,很多人都走不远。

大声说话的哲学

大声的人多了,声音才可能恢复其本原的功能和形态。人们不用再整天绷紧神经等着“于无声处听惊雷”,不用再担心自己的声音吓到别人或吓到自己,讲话也就有了底气。

我在报社做实习生时有幸师从一位见多识广的资深记者,老师洞悉世事,经常在谈笑间不经意地泄露天机。那天,他坐在办公桌前,轻描淡写地告诉我,人的地位越高,讲话声音就会越低。

其实,好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讲话音量与社会地位间这种微妙的反比关系:贩夫走卒平头百姓人微言轻,即使把声音提高八度,也不见得能有听众;而重要人物声音越低,越是有人围在身边拼命地伸着脖子听,也就因此越显得更加重要。所以就算是天生的大嗓门,一旦意识到了自己的重要,为了显示身份也得练着压低声音,好像19世纪欧洲淑媛们,宁可摒住呼吸也得套进提胸束腰的鲸鱼骨裙衬里,以免被人当作马夫的女儿或鞋匠的老婆。

这只是中国人关于声音的众多看上去匪夷所思,其实奥妙无穷的哲学之一。迂回曲折错综细密的东方思维模式,使我们深谙声音的奥秘,我们听得出大音希声的意境、欲言又止的无奈、弦外之音的分量,我们善用声东击西、指桑骂槐的战术,也会在点到为止的留白中,不动声色地享受此时无声胜有声带来的精神满足。

不过这些中式的声音哲学却很难跟老外解释清楚,就像后来,我坐在纽约的咖啡馆里,与一个美国朋友闲聊时所做的徒劳的努力。

这位朋友编辑着一个很草根的网上周刊,专门把一些非英语的少数族裔报刊上的文章,翻译成英文招揽更多的读者。杂志的名字叫《不容错过的声音》(VoicesThatMustBeHeard),听上去似乎独具匠心,其实Google一下就会发现,这种说法在美国几乎成了人人都挂在嘴边的陈词滥调。

在一个七嘴八舌的嘈杂世界里,说者有太多的见解,听者也有太多的选择。势单力孤的草根阶层,必须借助像朋友的杂志这样的高音喇叭,原本就是靠声音压过了对手才得以站在台上的政客权贵,更明白这个理儿,为了不被淹没在掌声或嘘声里,就更要加大音量。当每个人都恨不得扯住别人的耳朵,告诉你他的声音不容错过时,声音的传播只能遵循最原始的规律,有理也得声高。其他任何的花样都因为圈子绕得太大而太过冒险──听众在弄明白之前就可能失去了耐心。

照理,能够在简单的音阶之外,听出细微玄妙的层次和不可言传的内涵的中国人,对声音的理解和运用显然比一根筋的老外显得技高一筹,但当东方遭遇西方需要面对面出手过招的时候,我们却常常吃了哑巴亏有苦无处诉。不管是欲擒故纵的捻须沉吟,还是谦和含蓄的君子之风,不是被当作智能不足,就是被看成自愿放弃,在吞吞吐吐或默不作声中自生自灭。生活在美国的华人对此心里最清楚。

结果就有华裔小学生,因为整个学期没有在课堂上讲过一句话,被老师认为有学习障碍,其实,他一言不发,只是因为妈妈告诫他开口前要先想好了再说。又有在大公司任职的华裔雇员,每次与客户开会时,只要他的顶头上司在场,他就尽量不说或少说,心里想着把表现的机会留给上司,结果却以沉默寡言、不善与客户沟通为由被辞退。连美国前劳工部长赵小兰也说,她小时候从台湾来到美国时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学会像美国人一样抢着讲话和插嘴,只有学会了这个才有可能“融入主流”。占纽约人口12%的亚裔社区,只分得政府拨出的社会服务经费的1%,也是因为这个100多年前就在这里落地生根的族群,直到最近才搞明白“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道理。

不过,在美国从带孩子做饭的主妇到无家可归的游民,甚至正在服刑的在押犯都常常理直气壮地高谈阔论指点江山,依仗的其实不只是肺活量和嗓门,而是对自己的声音如纳西斯对他的倒影般的迷恋和对声音的价值如对宗教一般的坚信不疑。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这多半会被看作“自以为是”,我们虽然常常在镜子面前自我膨胀,却早就学会在走出家门时夹着尾巴做人,我们常常发些不疼不痒的牢骚,却早知道它在出口的那一刻就会随风飘散无迹可寻。我们其实不乏有棱有角的真知灼见,但往往是还没开口,就被自己心里发出的一声冷笑弄得无地自容,而忙不迭闭了嘴。越是这样,我们就越习惯悄无声息。

其实即使在美国,普通人的声音要想改变世界,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当听证会对所有人开放,立法者就必须对任何人的发言都要一视同仁地尊重和倾听,连总统候选人在竞选时,也常把水管工乔伊的话挂在嘴边,人们至少可以相信自己不是在自言自语,这时候,每个人多说一句,就可能多发挥一分作用。

大声的人多了,声音才可能恢复其本原的功能和形态。人们不用再整天绷紧着神经等着“于无声处听惊雷”,不用再担心自己的声音吓到别人或吓到自己,讲话也就有了底气。

想提高音量,最关键的也许并不是练嗓门儿,而是练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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